欧美国家的“童子军”，难道真想把孩子培养成士兵吗？

欧美国家的“童子军”，难道真想把孩子培养成士兵吗？

童子军，相信很多人都在好莱坞电影中看到过。那些美国小孩，穿着军装上衣，胸口系着一条领巾，身上还别着各种各样的徽章。他们经常被组织起来出外野营，进行生存训练，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要完成，看来还是蛮好玩的。

首先，咱们聊聊到底什么是童子军。

童子军是非营利性的青少年组织，是一个国际性的青少年活动。虽然我们将其翻译为“童子军”，但这个组织并不是以培养青少年军事能力为目的的。实际上，童子军训练的最重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出身体和精神都很健全的公民，以后为社会作贡献。

但为什么我们要称其为“军”呢？因为它在很多方面都和军队相像，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训练方法，成员要不断的完成任务，才能获得荣誉勋章，然后升级。任务多种多样，比如为社区居民服务、充当巡逻义警，或者是进行一次野营训练。

通过这样的锻炼，青少年不仅有了一定的纪律性、荣誉感，也培养了道德和爱国精神，当然也学会了一些生存技巧。童子军组织，在美国很受欢迎，美国最大的童子军组织BSA（Boy Scouts of America）始创于1910年，有超过一亿美国人参加过。

可以说，童子军组织不仅在美国颇受欢迎，而且确实也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年轻人。有过童子军经历，已经成为了很多美国人骄傲的资本。

所以，童子军是用类似于军事训练的方式，把青少年培养成“优秀人才”的组织。那么，童子军到底是怎么来的？

罗伯特·巴登·鲍威尔（Robert Baden-Powell），出生于1857年2月22日。20岁那一年，巴登·鲍威尔加入了英国陆军，然后被派到了印度和非洲服役。在此期间，他还在英国秘密情报局任职3年时间。

1899年，南非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保罗·克留格尔，为了争夺领土资源，要求英国人撤离德兰士瓦边境。结果，双方各不相让，爆发了第二次布尔战争。这场持续了三年多的激战，英国投入了四十多万兵力，在阵亡两万多人之后，不得不与布尔人签订合约，结束了战争。巴登·鲍威尔也参加了这场战争，他曾经率领一千多名英军死守梅富根城217天，成功的守住了这座城镇。

战争结束之后，巴登·鲍威尔成为了英雄，凯旋而归。在非洲的作战经历，尤其是在军事侦察方面积累的经验，让他决定将其传授给英国的青少年们。1907年，巴登·鲍威尔准备完成一篇名为《童子军：一个建议》的文章，为了这篇文章更为充实可信，他开始招募青少年，参加自己的训练实验。

1907年7月29日，巴登·鲍威尔招募了12名上层社会和29名下层社会的青少年，在英格兰普尔港褐海岛的森林里，进行了首次实验性的营区活动。在这次活动中，巴登·鲍威尔亲自上阵，教授孩子们射击、侦查、追踪、救援，以及在紧急情况下的各种应对措施。而且，巴登·鲍威尔还把孩子们分了四个小队，互相之间比赛竞争。

可以说，巴登·鲍威尔把自己在军队中的经验，简单的传授给了青少年们。但是，他并非想要把孩子们培养成小士兵，巴登·鲍威尔的目的，一开始就是通过类似于军事训练的方式，在孩子们身上培养出集体观念，让他们在具备骑士荣誉精神的同时，拥有强健的体魄、野外生存知识，以及正确的道德观念。这样，经过训练的青少年就会对社会做出巨大贡献。

当然，巴登·鲍威尔专门挑选了很多下层社会的青少年，就是为了表明童子军不分阶级、不分穷富，是公平的。也正是因为如此，童子军运动开始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了。

一般来说，我们提到现代童子军组织，巴登·鲍威尔都是毫无争议的创始人。

但是，可能有人要提出疑问：当时的英国人，就这么放心把孩子送过去接受“军事训练”？童子军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首先，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的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直到19世纪中期，欧洲的教育依然非常传统。我们先来看看法国，《私人生活史》记载，1882年，法国教育部长朱尔·费里经过长时间的努力，终于让13岁以前的教育都被法定为义务教育。到了1959年，法国规定学生的离校年龄要到16岁才行。欧洲各国的教育改革步伐虽然不统一，但是在20世纪初大多已经开始了。

英国，在自由党的努力推动之下，20世纪初政府开始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英国社会，因为中下层阶级的生存状况较为糟糕，社会矛盾激化，多数的工人阶层，依然处于非常贫困的境地。

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查理·布斯对伦敦地区进行了长久的调查，从1899年开始陆续发表了《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的调查报告。他提出，超过三分之一的伦敦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个结论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改革逐渐开始了。

在教育方面，政府开始加大改革力度。比如1906年，在英国工党的推动下，“校餐制度”得以推行；1907年，政府制定了针对学生的医疗监督和教育条例；1914年，英国教育委员会还制定条例，要求地方当局拨付资金，为放假之后的在校学生提供伙食补贴……

这一系列的教育改革，让英国的工人阶级松了一口气。他们慢慢减少了对孩子健康状况的担忧，也更愿意让孩子到学校接受教育了——在这之前，很多工人家庭宁愿让孩子辍学打工，挣钱贴补家用。

《私人生活史Ⅴ》中概括了英法教育改革的一个巨大特点： “受教育时间的延长实际上源自于更深层的社会变化。与其说它反映了职业培训的社会化，不如说它反映了对于由社会承担职业培训的需要。”

简单的说，此时对青少年的教育，已经从家庭为主转变为“社会化教育”。这样的变化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除了政府对教育的重视之外，工业化的发展也需要解放父母的时间，同时培养更懂知识、更有团队精神的孩子，也成了当时社会的重要需求。

教育不仅要走出家庭，也要走出学校。

在改革之前，欧洲很多国家的教育更偏向于家庭化。穷人对教育无所谓，父母就是孩子的老师，教会他们基本的生活技巧就行。而富裕家庭更倾向于把老师请到家里，接受更加针对性的教育。

但是，教育改革让家长们越来越愿意把孩子送到学校。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家长都意识到，学校教育更专业、更系统。

除此之外，英法等国也意识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青少年们的体质太差了。

第二次布尔战争期间，英国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对国民的身体情况进行了基本的统计。结果显示， “1899年至1900年7月间，在曼彻斯特报名当兵的11000人中，有8000人身体不适合扛枪和不能忍受艰苦的训练。” 而当时的另一个调查则显示，每五个应征者中，经过两年的服役后只有两人仍能成为合格的士兵。

《私人生活史Ⅴ》中对法国的概括则更直白： “起初，夏令营的目的只是增强体质。慈善人士希望借此机会给苍白虚弱的城市孩子一些新鲜空气，给他们注入一些活力。”

确实，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法等国家，大多数住在城市中的人们，不得不忍受糟糕的空气质量和各种流行疾病，中下层的孩子们营养不良是很正常的情况。那些上层人士的孩子，也减少了对骑马打猎的重视，转而培养他们社交礼仪、商业技巧，更多人则花大力气把孩子培养成律师和医生——这是当时最受欢迎的职业。

与此同时，19世纪末的欧洲，大规模的传染病依然折磨着人们。《企鹅欧洲史7》中记载： “19世纪的大部分年代，欧洲人不得不生活在疾病肆虐的环境中，这些疾病轻者致残，重者致命。” 比如著名的肺结核，英国医生、物理学家托马斯·杨就曾经说过：“这种疾病极为常见，欧洲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被肺结核过早夺去生命。”

19世纪下半叶，英国20—24岁年龄段的死者中，几乎有一半是死于肺结核。除此之外，还有伤寒、疟疾、白喉、猩红热、脑膜炎、脊髓灰质炎等等疾病，都时刻威胁着城市人的生命。

人们意识到，城市人群体质的降低，不仅和疾病有关，也因为拥挤的住房和糟糕的空气。让孩子们离开家庭、离开学校，走向大自然，锻炼一个强健的体魄，逐渐成为了整个社会的共识。

童子军组织能够迅速发展的另一个潜在原因，就是欧美各国普遍意识到，有效缓解社会矛盾，要从青少年开始。

巴登·鲍威尔的第一次童子军活动，不仅招募了12名上层社会的孩子，还招募了29名下层社会的孩子。他这样的刻意安排，就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不讲究阶级、教派、贫富等等问题，公平自由的竞争和学习。

我们前面提到了，19世纪末英法等国的一系列改革，都源于社会矛盾的加剧。所谓社会矛盾，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大量的贫困人口会引发社会的动荡，比如英国的改革中，不管是劳资问题还是保险法案，包括教育改革，都在试图缓解社会底层的愤怒。

然而，贫富差距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改变，社会各阶级如何才能加强交流，不至于过分对立呢？政府的想法很简单，加强政府的公共活动力度。

也就是说，不仅让社会底层享受一定的福利待遇，更让他们有机会和上层社会直接交流。而其中最顺其自然的，自然是青少年的教育活动。

所以，为了“平等”观念深入人心，政府逐步加强了对教育的干预。除了学校教育阶段之外，“干预”逐渐涉及了孩子成年之前的所有时间段和几乎所有领域。比如，1946年，法国的一项法令开始规定，怀孕女性如果想得到儿童保育补贴，就必须在怀孕期间至少看三次医生；在儿童发育早期，父母有义务给孩子接种疫苗；社会福利机构也逐渐兴起，派出工作人员实际调查儿童教育状况……

越来越多的教育“干涉”，让不同阶级享受更多“相同的待遇”，无形中弱化了社会矛盾。 童子军组织也具有同样的作用，在这里，孩子们没有贫富差距。他们必须按照相同的规章制度，完成相同难度的任务，凭借个人能力获得奖励，实际上将“平等”最大化了。

所以，童子军之所以在20世纪初出现，有着非常深刻的社会原因。更为重要的是，虽然这是一个看起来很“军事化”的组织，但其从最初创建开始，就不是为了培养能“打仗”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