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是谁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生、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光绪廿一年(1895年)进士,曾与弟子梁启超合作戊戌变法,后事败,出逃。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
早年
康有为生于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光绪五年(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光绪八年(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后经考证,其很多思想来自于其他大名士之著作,并非为康有为原创。
光绪十七年(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1895年“公车上书”是各地举人实行的,康有为并没有真正实行“上书”。他只是在松筠庵门前联络了一些各地赴京的举人,商议准备上书。但终究没有实行。
百日维新的核心成员也非康有为,实际上为光绪帝周围的一品大臣翁同龢(1830—1904)、杨深秀(1849—1898)等“帝党”;而具体执行者为“军机四卿”或“四章京”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人。皆由光绪帝授予四品卿衔,参预新政,当时有关新政的诏书全由四章京代皇上草拟。
而1898年6月,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只委以“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六品小官(行走,清朝制度,不设专职的官员或不专任的官员叫作“行走”)。实际上并没有像对待“军机四卿”那样特别重用。
康有为的老师为朱九江。
中年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乙未科会试,康有为自称得知《马关条约》签订,在松筠庵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由于光绪帝年纪较轻,且没有实际从政经验,康有为依靠其激进且不符合实际的改革观点于当年5月底第三次上书,这得到光绪帝赞许。但根据不少学者的看法,康有为在进行政治宣传以及回忆的时候(最明显如其《康南海自订年谱》)存在着很多不尊重事实的地方,而且又有很多吹牛造假的现象。
如茅海建等不少学者则根据许多文献认为康有为所谓的组织举人联名上书,事实上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公车上书实则是由当时的翁同龢、李鸿藻、汪鸣銮等京城高官发动组织,目的是阻挠《马关条约》的签订。另有研究者认为,当时清政府内部已经趋于求变,即使是保守派的徐桐和荣禄,也曾对变法做过努力。公车上书的时候,18省“公车”绝大多数都没有参加康组织的签名,他只征集到80名广东人的签名。而仅仅是另一人陈景华就鼓动了一场280多人签名的广东公车上书。
不久,康有为会试中式第五名,榜名康祖诒。殿试之後,位列二甲第四十六名,赐进士出身,用工部主事。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与政变
戊戌变法之初,在康有为的幕後主持下,光绪皇帝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后人称为戊戌变法。后经学者考证,光绪皇帝收到的每笔奏折,全文或摘要皆须送慈禧审阅,在清宫档案中均有详细纪录,因此慈禧太后对变法内容完全知情。若慈禧不支持变法,戊戌变法不会维持一百天时间。而事实上,后来被杀的变法派戊戌六君子,杨锐和刘光第是张之洞推荐的,林旭是荣禄推荐的,只有谭嗣同才是康有为的人。但在变法中,光绪帝基本上只听康有为的意见,而其部分不切实际甚至涉嫌造反的意见引起慈禧等保守派的不满,才会导致最后的政变。
期间,康有为的思想渐趋保守,为自己进入权力核心铺路。他提出变法核心为“立制度局、新政局”。制度局效仿的是日本明治维新,只负责议政而不涉足具体的行政。中央制度局由皇帝主持,地方则设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等“十二专局”,架空现有的军机处、总理衙门、六部、地方督抚衙门等部门。他也认为中国的国民素质不足以设立议会,应由皇帝专权。
根据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一书指出: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国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按照李提摩太向康有为的建议,是要将中美英日四国建立为一个类似後来蘇联或独联体的政体,藉以对抗俄国
於是,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後,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这种激烈的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瞭解光绪皇帝对伊藤有何看法。
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於9月20日(八月初五)上书光绪皇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於9月21日(八月初六)上书言道:「渠(李提摩太)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俨然欲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的国家大权,交於外人之手。慈禧太后於9月19日(八月初四)返回紫禁城後,於9月20至21日获知此事,惊觉事态严重,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
然而,慈禧在9月21日训政当天颁布的捉拿康有为的上谕中并未提到康有为卖国,只说:“谕军机大臣等:工部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此外,杨深秀和宋伯鲁都曾上奏倡议四国合邦,但慈禧在戊戌政变之後定他们的罪中都未提到他们这条罪名;宋伯鲁的罪名是“滥保匪人”、“声名恶劣”,杨深秀的罪名是与康有为结党。雷家圣指出这是因为慈禧当时还不知道英、美、日等国的参与程度,如果贸然指责英、美、日等国,外交纠纷更难收拾,故只能以含混之罪名带过。
变法失败後,维新派人士人人自危,李鸿章甚至不顾危险在慈禧面前称自己是“康党”;意在将推行「合邦」计画者,与一般维新派人士做出区隔,希望保持部分维新的成果,但随著保守派掌权,新政纷纷废除,使得中国走向更保守排外的道路。
政变後康有为逃至天津,又得李提摩太牧师协助,坐重庆号到上海海面,再由英国领事馆职员协助在上海海面转船到香港,再由香港逃往加拿大,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在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1899年7月20日)组织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鼓吹君主立宪,反对革命。为获得国际支持,他曾游历列国,会见欧洲各国君主。1900年曾参与自立军起义。
民国以后
辛亥革命后,康有为於1913年回国,定居上海辛家花园,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清废帝溥仪复位。1917年6月28日康有为从天津秘密进京,与效忠前清的北洋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
1921年迁居愚园路“游存庐”,1923年迁居青岛(见青岛康有为故居)。康有为晚年始终宣称忠于清朝皇帝,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曾亲往天津,到溥仪居住的张园觐见探望。
逝世与掘墓
1927年3月18日康有为因躲避北伐战乱,从上海抵达青岛。3月29日参加同乡宴,宴后呕吐,31日凌晨5时30分七窍流血猝死。关于其死因,其女康同壁生前坚持“被人在食物中投毒而导致死亡”;康同壁之女罗仪凤文革中所写的一份交待材料称康氏“是被国民党下毒害死的”。康有为另一位女儿康同环则认为“可能是英记酒楼的食品不洁所致,未必是因为政治斗争而牺牲的。”康氏弟子吕振文临终对其子披露,因康氏不同意溥仪“跟着日本人走”,故而遇害。此外还有慈禧余党暗害说,甚至移植睾丸致死说(已被证实为谣言)。
康有为逝世后葬于青岛。辞世後遗体曾暂厝李村枣儿山,1948年正式安葬於青岛,翌年10月举行康有为迁葬和墓碑揭幕仪式。
文革期间,康曾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保皇派”,1966年8月,其墓地被红卫兵掘开,尸骨被造反派掘墓鞭尸,并把其带有白发之颅骨游街示众,后来康有为的颅骨被市博物馆王集钦研究员以“造反有理”实物展览为名收入馆中藏匿,才使得今日康有为墓中有康氏的一点尸骨。
1985年12月27日再迁墓至崂山区中韩镇大麦岛村北浮山南麓的现址(现青岛大学之北)并立碑,今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