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王”对日索赔，获赔2.3亿后，又陷入遗产纷争，至今悬而未决

“船王”对日索赔，获赔2.3亿后，又陷入遗产纷争，至今悬而未决

古以“士农工商”来排序世人身份，乍一看，商人排在末尾；但以“范蠡”、“沈万三”为代表的一大批古代商人却影响了历史进程。还有人归纳了“晋商”、“浙商”等， 说到这或有朋友想到了近代几位商人，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就有“船王” ；这里说的可不是“包玉刚”，而是比他还要早的“上海船王”陈顺通。

简单介绍一下“上海船王”陈顺通，民国初年世道纷乱，其14岁独闯上海滩，那时陈顺通还只是一名见习水手；喜欢影视的朋友或许对那时上海滩的纷乱并不陌生，“陈顺通” 从水手变成船长，艰辛过程自不必说，因此其很快成了上海滩权倾一时的知名人物 ；“陈顺通”也是一位爱国人士，对当时的军阀纷争揪心不已，成为国民航运公司经理后，更是利用船只为北伐军暗送军火。

这些故事暂且不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相关史料。总之，陈顺通与1930年创立了“中威轮船公司”，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家独资海运公司；旗下大小货轮数十艘，尤其“新太平号”、“顺丰号”和“源长号”，这三艘货轮当时均为“先进巨舰”，尤其“顺丰号”还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货轮。陈顺通旗下货轮的总吨位不过2万吨，今天看来似乎并不起眼，但在近百年前，这样的规模足以号称“上海船王”；至于“香港船王”包玉刚、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当时还曾是其助手。

转折点发生在1936年，对历史有了解的朋友或许知道，当时虽然没有正式掀起抗日战争，但日军势力已在上海滩成势；在日军威逼下，陈顺通与“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签订定期租船合同，约定将顺丰号与新太平号租与日方使用。1937年抗战爆发，“爱国船王”陈顺通自沉太平号和源长号，以堵塞航道防御日军入侵；正是这个原因， 陈顺通出租的两艘货轮被日军“依法捕获” 。

战争时期就不说了，难道日军战败后还能耍赖？为此，陈顺通在抗战结束后对日方提出索赔要求，但这一过程太过漫长； 陈顺通为向日方索赔，四处奔走，积劳成疾，终于在1949年倒下了，此时他定下一份遗嘱。 这里说明一下，陈顺通有子女五人，大儿子“陈洽群”，当时30岁，且已娶妻生子；最小的儿子“陈乾康”当时只有14岁，另有三女，当时均比较年轻。

这可不是废话，从传统观念的角度看，当时30岁，且已娶妻生子的“陈洽群”就成了船王家族的顶梁柱，因此陈顺通临终遗嘱也主要写给他；遗嘱内容为： 两轮之权益及应收未收之租金，应全部归余子陈洽群继承，他人不准发生任何异议 。乍一看，“上海船王”似乎太偏心，怎么可以将遗产全部留给长子一人呢？这里说明一下，抗战期间，陈顺通自沉太平号和源长号，顺丰号与新太平号租与日方后“下落不明”，此时的“上海船王”早已名存实亡，所谓遗产不过是句空话。

遗嘱很清楚，陈洽群可以继承“顺丰”与“新太平”两艘货轮；但强调一下，“陈洽群” 虽然可以继承两艘货轮，前提要先把这两艘船从日方手里“索赔”回来才行 。就当时来说，向日方索赔是件非常困难的事，甚至显得“不现实”；因此，当时陈家子女对陈顺通这份遗嘱均未提出异议，也只有“陈洽群”一人在继续与日方纠缠。

终于，打了77年的索赔官司在2014年4月19日“赢了”，日三井株式会社支付40亿日元（当时约合2.3亿人民币），作为对当年租借“顺丰号”、“新太平号”的船舶租金和经济损失；“中威船案”成了当时震惊世界的大新闻，也是国内首例“ 对日民间索赔案胜诉，并且获得赔偿金额最大的案件 ”。然而这并不是件好事，“中威船案”画上了句号，2.3亿赔偿款却成了撕裂船王家族的导火索；“船王遗产”之争瞬间引起轰动，各大媒体纷纷跟踪报道，陈家后人也纷纷阐明立场。

此时，82岁高龄的“陈乾康”首先站了出来，他是船王的小儿子，他的立场是“不承认（陈顺通）遗嘱；其理由是：母亲“戴芸香” 连名字都不会写，如何做遗嘱的见证人？而且他称自己印象中，父亲（陈顺通）去世前卧病在床，饭都不怎么吃，那份遗嘱又是如何写出来的？ 对此，陈家长子“陈洽群”的孙子做出解释：曾祖父（陈顺通）的遗嘱是“旁人代写”，但仍具法律效力，还曾在日法庭和上海海事法院作为重要证据。

这里说明一下，船王长子“陈洽群”接过向日索赔重任后，一生奔波，但终究没有成功；2014年日方败诉并赔偿2.3亿的结果，其实是经过“陈洽群”及其儿子、孙子三代人的努力才最终成功。因此“船王遗产案”出庭的是陈洽群的孙子“陈中威”；此案 还有一个重点，虽然“陈中威”说船王遗嘱是他人代写，但由于年代久远，“代写人”是谁已经无考证 ，这也成了船王幼子——82岁“陈乾康”不承认遗嘱存在的主要理由。

这也得到了官方证实，相关人员从档案馆 找到一封当年“船王”亲笔书写的文件，经字迹比对，证明如今的“船王遗嘱”确实不是陈顺通所写 ；正因如此，“遗嘱”的法律效力，以及2.3亿赔偿款该如何分配，至今仍悬而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