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借物喻预人和托物言志的区别

象征，借物喻预人和托物言志的区别

象征、借物喻人和托物言志的区别

1、象征（“以物征事”的简称）是借助物象来表现某种概念、思想、精神、品德等。如以“梅”象征高洁、清秀、淡雅、朴素；以“菊”象征高洁与傲霜斗雪来自的坚强。托物言志是借助

物的象征义来表达胸怀心志。

2、象征分为整体象征和局部象征；托物言志都是整体的。

3、象征具有文化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如“海燕”，说象征“革命者”可以，说象征“春的使者”也可以；而托物言志具有文化意义的确定性，如“梅”、“菊”的斗员怎个现数意义具有确定性。

4、象征重在表现事物的客观意义和精神实质力较早织构天快传；托物言志重在言志，表烟露望意现作者主观的思想感情。

“托物言志”和象征的区360问答别是什么？

托物言志，即发将个人之“志”依托在某个具体会评耐合眼制苦位居液和之“物”上。于是，这个“物”便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成为作者的志趣、意愿或理想的寄托者。作者的个人节介之“志”，借助于这个具体之“物”，表达得更巧妙、更完美、更充分、更富有感染力。如“松、竹全、梅”岁寒三友，常用于表示

高洁的志向；“泥土”常用于抒发谦逊的情怀；“蜡烛”常用于颂扬无私奉献的精神。

“托”借、假托的掌州菜局步定社肥意思，可以从志向、情趣、理想、追求、来描述物表现志。通过描绘具体事物的形象来表达思想封观配查语额无前商林脱感情（多用于诗歌、散文创从抓千款机作）。是间接表现主观主题思想的方式之一。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描写或刻划，间接表现出作者的讲多绝问伤云志向、意愿。采用托物言志，关键是志与物要有某种决职相同点或相似点，使物能达意而志为物核。托物言志常借用比拟、象征等手法。

象征是以物喻人，和借喻很相似，尽管只出现了喻体，但实际上是“指桑骂槐将管丰”。

托物言志属于作文的整体手法，后者是文章中的局部写法。二者在某些时重的情标在停其候是可以相融的。总的说，它们是相辅相承的关系。

象征缩和托物言志两种手法都是以物写人,都是通过补起光看板马呀言升赋予意象某种人格化特征，来寄托作者的某种情感。但二者又不是一回事。象征是以物喻人，和借喻很相似，尽管只出现了喻体，但实际上是“指桑骂槐”。如曾巩的《咏柳》:“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作者借尚未变黄就借助风势在空中狂舞的柳条，象征那些根基未稳，因倚仗权贵而一时得势便猖狂不已的小人，表达对他们的极端鄙视和厌恶。托物言志（广义的托物言志应该包括象征，这里所说的是狭义的托物言志）是作者通过对物象描写和刻画（托物）来表达自己的某种志向（言志）。如李忱的《瀑布联句》：“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作者以不贪恋溪涧而冲奔大海的瀑布表达自己“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之高翔”的豪情壮怀。

蝉

唐.虞世南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这首托物寓意的小诗，是唐人咏蝉诗中时代最早的一首，很为后世人称道。

　首句“垂緌饮清露”，“緌”是古人结在颔下的帽带下垂部分，蝉的头部有伸出的触须，形状好象下垂的冠缨，故说“垂緌”。古人认为蝉生性高洁，栖高饮露，故说“饮清露”。这一句表面上是写蝉的形状与食性，实际上处处含比兴象征。“垂緌”暗示显宦身分（古代常以“冠缨”指代贵宦）。这显贵的身分地位在一般人心目中，是和“清”有矛盾甚至不相容的，但在作者笔下，却把它们统一在“垂緌饮清露”的形象中了。这“贵”与“清”的统一，正是为三四两句的“清”无须藉“贵”作反铺垫，笔意颇为巧妙。

　次句“流响出疏桐”写蝉声之远传。梧桐是高树，着一“疏”字，更见其枝干的高挺清拔，且与末句“秋风”相应。“流响”状蝉声的长鸣不已，悦耳动听，着一“出”字，把蝉声传送的意态形象化了，仿佛使人感受到蝉声的响度与力度。这一句虽只写声，但读者从中却可想见人格化了的蝉那种清华隽朗的高标逸韵。有了这一句对蝉声远传的生动描写，三四两句的发挥才字字有根。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这是全篇比兴寄托的点睛之笔。它是在上两句的基础上引发出来的诗的议论。蝉声远传，一般人往往以为是藉助于秋风的传送，诗人却别有会心，强调这是由于“居高”而自能致远。这种独特的感受蕴含一个真理：立身品格高洁的人，并不需要某种外在的凭藉（例如权势地位、有力者的帮助），自能声名远播，正象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那样，“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里所突出强调的是人格的美，人格的力量。两句中的“自”字、“非”字，一正一反，相互呼应，表达出对人的内在品格的热情赞美和高度自信，表现出一种雍容不迫的风度气韵。唐太宗曾经屡次称赏虞世南的“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诗人笔下的人格化的“蝉”，可能带有自况的意味吧。沈德潜说：“咏蝉者每咏其声，此独尊其品格。”（《唐诗别裁》）这确是一语破的之论。

　清施补华《岘佣说诗》云：“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此意。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端不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这三首诗都是唐代托咏蝉以寄意的名作，由于作者地位、遭际、气质的不同，虽同样工于比兴寄托，却呈现出殊异的面貌，构成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成为唐代文坛“咏蝉”诗的三绝。